数字化教学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政策举措，大力推动数字化教学变革。值得关注的是，瑞典政府近日却发布限制儿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时间的政策，引起全球热议。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并反思数字化教学？带着疑问，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俄罗斯贝加尔国立大学执行校长格里布诺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以期探寻答案。
1 理解计算机赋能教学变革三种形式
记者：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前沿数字技术正在颠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其中数字化教学成为全球教育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为全球教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您如何理解数字化教学？
格里布诺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当前，我们生活在“网络社会化”属性的年代。所谓“网络社会化”，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后天培养的一些能力，这些能力能够确保这个人作为网络社区的一员履行各种社会职能。根据这一思想，有必要澄清“数字化教学”这一概念，它包括“数字化说教”和“数字化学习”，主要涉及学生利用计算机学习学科知识、锻炼技能、培养能力过程中涉及的规律、原则和机制等问题。
很多人喜欢讲“数字化教育”，但这个词语在俄语表达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只强调对学生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只是教育工作者对客观知识的传授，而非他们的主观经验和人生观，这也是我们更愿意使用“数字化教学”一词的原因。
记者：您提出，数字化教学这一概念重点在计算机，那么计算机是如何赋能教学发展与创新的呢？
格里布诺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计算机用于教学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将计算机作为模拟器；将计算机作为辅助工具，为教师执行某些操作，使机器运行比人执行得更好；将计算机作为设备，模拟某种环境和学生在环境中的表现。当应用学习信息的任务和条件是明确界定的，即让学生获得某种熟能生巧的技能，而非概率性时，这种计算机教学辅导系统就是最合适的。当学习材料是非系统的、边界不确定时，模拟模型就是最合适的，因为计算机可以根据这些条件排列组合出所有的可能性。显然，在前面两种形式中，计算机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它从“量”上增强了教师的职能，从而提高了师生之间信息交流的速度和教师的决策效率等。
2 计算机无法将客观定义转化为主观意识
记者：数字化教学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从全球实践来看，将其全面引入教育系统会面临哪些挑战或风险？
格里布诺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一是全世界在教学计算机化的过程中都在尝试利用其潜能，然而它们并没有，也没法从“质”的方面改变教育的状况，即提高学生获得主观能力的质量。要知道，传统的教学形式、方法和手段也可以取得与教学计算机化同样的效果，有时甚至可以用更少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成本取得相同的效果。
二是信息和知识是不同的概念，信息是一种符号，是符号系统，是意义的载体，如语言符号、文本、语音等，而知识是人格的子结构，是主观的东西，是个人的意志，不同的人对同一信息的感知往往是不同的。
三是词语是信息的载体，它包含术语、概念、表达方式的客观含义，词典中也会给出定义。然而，通常情况下几乎任何词语都是多义词，它对特定人的意义取决于语言环境。同样，一个词对听众的意义也取决于语言的非语言特点。根据澳大利亚心理学家艾伦·皮斯的研究，话语的意义只有7%反映在作为意义载体的词语上，55%则反映在说话者的肢体动作上，38%反映在语言之外。显然，数字技术无法捕捉这些微妙之处。
四是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个人、教师、对话者所说的话语的理解，以及这些话语对听者的意义，会受到其他背景的影响，比如性别、民族、宗教、地理、科学、情景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句话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显然数字技术还无法考虑性别和民族的理解能力等因素。
五是在数字化教学过程中，小学、中学和大学学生的现场发言，这种形成和阐述思想的手段未得到足够重视。同时，创造性思维的起源是对话，如果我们在个人计算机的帮助下走上完全个性化学习的道路，会失去形成创造性思维的可能。此外，数字化教学还存在一种风险，即减少社会交往、互动和交流，导致个人主义盛行和由孤独引发的一些心理问题等。
总之，在超级先进的人工智能诞生之前，计算机无法将客观定义转化为主观意识，将客观信息转化为主观知识。
3 数字化教学重在“把握尺度，过犹不及”
记者：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您认为我们应该基于什么原则推进数字化教学？
格里布诺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刚才分析了数字化教学的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应使用数字化教学，而是重在“把握尺度，过犹不及”，要在计算机能力的使用与教育过程的主体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现场对话基础上，找到心理上、生理上、教学上和方法上的合理平衡。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计算机这样一个强大的工具纳入传统的说教教学体系，并希望以此来提高教育质量，而是有必要发展一种适当的心理教育学和教学理论，将计算机作为一种学习工具有机地融入其中，毕竟计算机在接收、存储、处理和传输信息方面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这就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多层面问题，即选择一种科学合理的生活、生产和教育数字化战略，既能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优势，又能避免其损害。要重视这种损害，因为它不仅会从专业和实践的角度，影响学生的人格形成质量，还会从社会能力、道德形象等角度，影响学生的人格形成。
4 三大举措重塑“数字一代”
记者：如您所说，数字化教学关系学生的人格形成。多年前，有学者提出数字原生代概念，以描述网络和数字技术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仍广泛存在，对此您怎么看？
格里布诺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我主要研究Z世代，即200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是大学生。Z世代有许多共同特点，包括：几乎从一出生就主要通过手机屏幕和电脑显示器与外界交流；虚拟交流压倒了面对面交流；对信息的感知速度加快，但很难集中注意力；更习惯于阅读短小的新闻故事，而不是具体文章；思维方式是碎片化的；父母的权威在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知的互联网；以消费为导向，更具个人主义色彩等。
众所周知，代际价值观的形成受儿童12至14岁之前的生活条件和成长环境影响。这种影响是深层的、潜意识的，决定着人格的形成。如果一个小学生或中学生没有丰富的现场交流实践经验，也没有在言语中形成表达思想的能力，那么就不会形成思维。前面提出，我们需要一种科学合理的生活、生产和教育数字化战略，不然Z世代就很可能出现心理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关于新型社会文化传承的问题，一个关于随着儿童、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成长而出现在教育领域的全新问题，他们的代表人物被归结为“数字一代”。有专家表示，“数字一代”儿童思维零散，判断肤浅，读写能力令人震惊。
记者：我们注意到瑞典等国已经开始反思数字化危害，采取措施限制儿童和青少年屏幕使用时间，您认为全球应该如何重塑“数字一代”？
格里布诺夫·奥列格·巴甫洛维奇：首先，有必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揭示作为“数字一代”的代表，儿童、青少年和大学生在心理、教育、教学和其他方面一般规律和专业规律的发展。调查发现，旨在确定不同环境对学生所感知信息意义影响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教育研究的主要方向应该是教育系统中全人类个人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建议将现有社会文化条件下人类信息处理和大脑运行机制的规律交由认知科学专家研究。
最后，有必要提高教师和家长的整体素质，并为各级教育系统教师的教育活动提供适当、科学和有效的支持。
延伸阅读
呵护数字世界中的童年
李滢滢
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数字世界中的童年：屏幕时间、数字技能与心理健康》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聚焦儿童在数字时代的成长挑战和应对举措。
“连接是数字技能发展的前提，但非唯一驱动力，儿童的在线活动时长和类型直接影响其数字技能的提升。”报告发现，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玩电子游戏、观看视频的儿童数字技能更强，例如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儿童更改隐私设置的能力是普通用户的2倍，搜索关键词的优化能力高出50%以上。同时，连接率低的国家可能导致下一代儿童错失早期技能培养机会，加剧未来发展的不平等。
报告打破“屏幕时间直接损害心理健康”的固有认知，指出网络伤害才是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关键风险因素。例如，遭受网络性虐待或欺凌的儿童焦虑水平、自杀念头和自残行为显著增加。同时，接触不同形式的有害内容或伤害性经历也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研究强调，相比限制屏幕时间，防止网络性虐待、欺凌及减少有害内容接触更为有效。报告还发现，数字技术对儿童的影响取决于“使用方式”和“接触内容”，合理使用可赋能成长，缺乏保护则加剧风险。
为共同呵护数字世界中的童年，报告提出从以下几个方面破局：
弥合连接鸿沟。报告认为，各国政府需投资电力与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和欠发达社区，为学校提供网络和设备，通过补贴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取网络资源，并同步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学校须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学中，各国政府应制定政策和计划来推动这种整合。例如，投资教师专业发展，并就使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提供循证指导。电信提供商、移动运营商和硬件制造商等技术企业，应探索为学校和有孩子的家庭提供低成本服务和产品模式，重点是使较贫困的社区受益。这将有助于缩小网络连接方面的差距，各国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市场创造成本和激励私营部门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
优化数字技能培养。报告建议，家长应鼓励孩子合理使用数字技术，比如通过安全平台开展创意活动等。各国政府和专家应将正式与非正式的学习方法相结合，在与儿童协商后，确定儿童未来所需数字技能，并确定教授这些技能的最有效方法。同时，对数字技能教育进行评估，一旦证明有效，就将其纳入儿童的学校课程。此外，各国政府、学校和家长应确保儿童获得识别和应对网络伤害所需的技能，因为自我保护非儿童单一责任，应系统推进高质量在线安全教育，让儿童能够识别伤害并知道如何应对或寻求帮助。
加强多方协作。报告提出，解决平台安全和数字技术的有害使用问题，对于保护儿童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科技平台须对网络性虐待和欺凌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资源优化安全设计和内容审核，开展儿童权利影响评估。各国政府应立法要求企业对有害内容负责，严惩性虐待、仇恨言论等非法行为，并将适龄性教育与在线安全课程结合。社会须培训教育、司法等领域专业人员，为家长提供平台风险指南，促进家庭与孩子的数字安全对话。
《中国教育报》2025年07月03日 第09版
作者：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